范光隆乡村叙事中的世事色彩与文化符号（《乡村故事》(*) 和《露的季节》(**)）

范光龙长篇小说中的村庄形象与北方沿海平原盆地中的许多其他农村一样，是一片纯粹的农业土地。虽然没有“山清水秀”，但大自然赋予这里多样的生态系统和独特的美景，水土和谐，河流湖泊，一望无际的稻田，数不胜数的虾鱼蜗牛蚯蚓……一年四季，应季物产丰富。然而，和所有农村地区一样，同和村（《乡村故事》）和和同村（《里时节》）也随着国家和祖国的历史走过了坎坷和起伏：战斗、建设、祈求独立、自由、温饱……这些村庄是越南农村的缩影，反映了构成民族英勇而又痛苦历史的重要事件：抗法战争、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道路、抗美战争、建设/发展新农村等。无论何时何地，农民都被视为革命的最强大力量，但却是最没有选择权的。范光龙的著作对土地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农村集体与个人之间“谁赢谁”的斗争以及现行新农村建设政策的缺陷的描述都是真实而深刻的。但最令人感动和难忘的，还是农民子弟奔赴战场，牺牲，留下无尽伤痛的故事。那份无法弥补的损失，永远是一道终生无法抹去的痛伤，萦绕在情绪之中，在母亲、妻子、姐妹的脸上，留下深深的痛苦和悔恨……在那些无尽思念的日子里，她们始终生活在忐忑不安、忐忑不安的期盼之中：“那封信无数次在两位母亲的手中转过，有时下午，两位母亲有空的时候，就坐在一起读着Thuy的信，既怀念，又互相劝慰，让对方安息，让孩子不要着急”（《乡村故事》第395页）；当他在战场上失去心爱的孩子的消息时，他陷入了精神错乱、困惑和绝望……（乡村故事 - 第 460 页）。这真是后人未曾偿还、无法偿还的债。战后时期，农民们“忍泪”、奋斗，艰难地寻找适应新生活节奏变化的方法，其中不乏汗水和泪水。农村经济问题有时似乎陷入“无解”的境地，因为农民缺乏经验，心不能代替潜力，意志不能代替知识。农民无奈，只好向机制屈服。存在许多悖论。一个具有浓厚历史/地理痕迹的乡村，许多道德价值观正在逐渐消亡，引起人们许多的遗憾和愤慨。范光龙在回答县领导提问时，借用了村长——一个“真正的”农民、一个真正的农民的话，不仅表达了一个农民的心声，也传达了一个作家对“家乡”土地的眷恋之情：“……国家还欠农民很多，一切都靠农民，但农民最受亏待，农民的子孙最受苦，农村最不受重视，农民生产的产品养活了整个社会，但社会却不把农民当回事。卖给农民的东西贵，买农民的东西便宜，农民的土地被肆意征用，谁喜欢就决定收回，但补偿有多少？政策又如何？好处多多，弊端也多多。如果一切都正确，农村就不会这样了……就连我们村，按照您的指示，经过几十年的改造，现在也不再是村了。”村子的名字没有了……至于其他，太看重金钱会毁掉很多东西。最糟糕的是现在的乡村精神，先生……整个社会都崇尚金钱、头衔和利益，但您却告诉我的村民不要像他们一样生活？ “如果现代化会毁了人，那我根本不想要现代化。”（《蚯蚓的季节》-第304页）作品中将被小说化并且清晰展现的类型潜力之一，是以身份意义来刻画人物肖像的风格。这可以说是“小说的命运”，同时也是带有范光龙诗歌烙印的突出之处。作者说，《乡村故事》和《蠕虫的季节》都写他熟悉的出生地，沐浴在亲切、质朴、温暖的乡村氛围中，充满了村里人之间的友爱和睦邻友好。尽管已经“融入”城市社会近半个世纪，范光龙却始终像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的村民。他清楚地记得村庄的景色：池塘、稻田、宝塔；了解农民的生活方式、行为和脾气。那些渗透到身体每个细胞中的经验和生活的丰富性是宝贵的资源，帮助范光龙的作品塑造了乡村生活的面貌，包括人物和风景，总是亲切、真实、充满生机。
范光龙的书的每一页都出现了不同类型和不同世代的农民的形象：老年人、年轻人；富人，穷人；好，坏；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从还保留着农民身份基因的人到忘恩负义、否定自己根源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命运，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难以置身事外，或者说，他们总是被卷入现实的漩涡：当炮弹弹雨过去，他们又要缝合、治愈一切战争的伤口；从饥饿和衣衫褴褛到美味的食物和漂亮的衣服；从泥墙茅草屋、砖瓦庭院房，到高楼大厦、花园别墅……作为一名冷静而敏锐的作家，范光龙常常将农村处境置于新旧、过去与现在的“二元”状态中去审视，以更深刻地阐释历经社会变迁后的得与失。今日乡村的面貌被体现/再现为一种多极的存在，是由多维、多层次的认知思维和生活感悟所形成的。
近距离观察范光龙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更有趣的是，书中的人物大多个性鲜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全部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中选取的。他们是疯狂的老农民Thich，聪明好学、坚韧勇敢并在战场上牺牲的士兵Thuy（《村庄故事》）；老 Hoan——Hoa Dong 村的“宣誓圣人”；丁这个角色是一位战斗力强、生产积极性高的老干部/村长，在“土地整治”运动和农村城镇化旋风中是村民的可靠后盾，最有趣的是，他还是位懂得利用家乡著名特产（鲁伊时令）致富的人。那个人物的世界，体现了乡村生活的悲欢离合，塑造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性格与气质。每个故事的叙事过程都体现出范光龙始终以开放、温暖、平等、民主的眼光看待农民，并与小说人物进行平等、“公平”的对话。即便是那些被归类为“反面人物”，是村民眼中的“眼中钉”，更是妻儿心头挥之不去的恐惧，尽管作者似乎“设身处地”为老释永信、老焕等自以为是的智者，但最终他们并没有引起读者的反感，反而蕴含着宽容和人生的是非观。在乡村空间里，范光龙小说中的人物体现了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交织着悲剧和喜剧、高尚和卑鄙、善良和邪恶等多种极端……在每个人的生命和命运中，他寄托了全部的爱和同情，分享着同胞的每一点快乐和幸福，并与同胞最大的痛苦共存：“一个鼻孔大小的村庄，四十户人家，烈士和伤员近二十人？我粗略地算了一下，每户人家贡献了一两个人。在全国范围内，这样的人很多。真是尸骨堆积如山，血流成河……”（《乡村故事》人物自述-第464页）。时代变迁，贫困农村不可避免的碰撞与冲突，范光龙总结出一套行为准则，作为深刻的、富有人情味的人生哲学：“人生如是，村庄亦是微型社会，有此亦有彼，数百人，数百种性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在偿还生命的债，每个人都是自己或他人的来生，然后是下一个人的前生……所以活着就要合乎情理，利他亦利己，自得其乐，利他亦乐。长辈们言简意赅，互相照应，生活着。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约定只是常识，但不知何故，它使人正直善良。”（《生活》 - 第227页）这是一种“妥协”、传承和适应，以保存人际关系中的美好，传达道德观念，并为世世代代创造越南价值观。因此，范光龙的小说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学”。因此，它富有小说特质——一种关注个人生活和人类命运的体裁——并传达着人性和善良的信息。
在描写乡村和农村生活时，范光龙特别热衷于寻找和解读这片土地的文化生活中的符号，从童年到成年，这片土地滋养了他的灵魂和情感。虽然他去过很多地方，在大学教育领域担任过很多重要职务：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校长、河内国家大学副校长，还一度担任文化产业“队长”：河内市文化体育旅游厅厅长，但他的心中仍然充满着对根的思念。他以一个管理者和文化受益者的心态和视角书写自己的祖国。和同村或称东和，也是一个纯粹的越南文化空间，从自然风光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美食……虽然它不具备高原的巍峨壮丽，山高水阔，但却柔美如画，树木成行，码头、佛塔、村舍、池塘、田野……而农民在这里既是田野的主体，也是文化行为的主体。乡村的特色得以保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保留，并从最“极其古老”、日常和简单的事物中真正升华。儿童的游戏如弹珠、放风筝、游泳，与生物多样性自然环境相关的天然产物如鱼、虾、蜗牛、蚯蚓……经过土著人的手工加工，被范光龙作为记忆的宝藏保存下来，成为他灵魂/存在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当代热衷于美食写作的散文作家中，范光龙是留下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作家之一。从简单的菜品，到细致的描述、用心、珍惜每一个细节，每一道菜里都融入了一点风水的理念，一点自己的哲学。可以说，他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专业厨师，在介绍一份长长的“菜单”，其中的每道菜都美味可口，诱人入味，足以刺激读者的味蕾。每一道菜的香气和滋味都仿佛渗透在字里行间，令人回味无穷，引人入胜：“刚煮好一锅红烧鲈鱼，锅底铺上姜叶，四周铺上稻草，倒入稻壳烧至焦黄……鲈鱼就那么大，厚厚的两肋插满瘦鲭鱼，鱼露盐调味，配上几根香蕉和老玉米一起炖，配上新米饭，鲜美无比。”（《乡村故事》-第51页）咸水产物——虾蟹，在一位鉴赏家兼美食作家的笔下，显得格外鲜美：“游虾比普通虾个头大，个个拇指大小，红烧后肉质紧实鲜甜，一口下去，满口留香。但最美味的，还是游蟹，个个大如茄子，雌蟹满带鱼籽，雄蟹紧实如饭团，肉质丰富……蟹挑出来，分别捣烂，滤汁，切开蟹身，剥壳，掏出鱼籽，将蟹汁加入炖菜中，撒上少许切碎的槟榔叶，香味扑鼻，油脂星罗棋布地漂浮在鱼籽旁边，鱼籽金黄得像姜黄。配上新米，更是能炸开锅盖，飘然欲出。它不仅美味，更能唤起许多关于这片土地、这片人民、这片风俗习惯、这片思维方式的故事。” （Rươi 季节 - 第 103 页）。在菜品繁多、真正具有乡村特色的菜单中，可以说风干福寿螺和红烧豉是两道深受人们喜爱的菜肴，其独特之处和精湛的烹饪技艺丝毫不逊于其他美食：“老福寿螺，嘴里满是肠子，把壳推出来，壳下蜡质不透明，选十个为一个，放在一个大篮子里，嘴里用篮子盖住，这样烟灰还能落下来，放在厨房的架子上，离做饭的地方稍远一点，以减少火候，几个月到半年左右就可以取下来使用了。福寿螺很奇怪，平时在池塘里，它们总是需要水，但放在厨房的架子上，它们只吃烟灰还能活着，而且还变得又肥又白，每个螺都饱含肉，肥肉满满，有的地方黑的地方是深黑色，有的地方白的地方是象牙白色，肥肉就是肥肉，看上去很养眼，那些泥土都去哪儿了……”蜗牛被切掉屁股，活着煮，而不是煮熟，用高良姜腌制，姜黄和少许五花肉一起翻炒，烤豆腐。香蕉煮熟，和炒田螺一起炖，加一碗醋，水烧开后下葱、槟榔、香菜，炒至微黄，盛入碗中，吹一吹，吸一吸，便是这般滋味。”（《乡村故事》345页）北方名菜粿条，在20世纪上半叶通过武榜的才华横溢的文章流传下来，并受到人们的追捧，如今再次被范光隆誉为“第一美味”，其特点是新鲜、纯净、营养，而不是著名的粿条饼，装饰精美、令人赏心悦目。但要做出一道美味的成品，同样需要高超的工匠付出大量的心血和技巧：“粿条要用陶罐炖；使用铝锅或铸铁锅是不好的。首先，你要取很多生姜，从上到下铺上去，大概两层。但锅底和锅边的姜叶要巧妙地铺放几层，以免煮的时候香料水和料粉碎掉，流到锅底，失去肥美的味道，料粉也碎了。所以，这一层姜叶主要起着支撑锅的作用，但姜叶煮熟后，会散发出一股清香，渗透到也渐渐干涸的锅里，吃起来既有香气，又有姜的淡淡辣味，十分惬意。 “淡淡的辛辣香气柔和、细腻、诱人”（《露衣季节》-第122页）等等……如此漫无目的地闲聊也是一种享受菜肴味道的方式，可以充分感受到作者的用心、爱、兴趣和视野。因为，在饮食故事的背后是构成北三角文化特征的信号和元素的融合。这种烹饪艺术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以稻米文明为基础/特征。它是越南文化实体丰富多彩的马赛克中的一块简单而生动的碎片。
伴随着物质/非物质文化形象的点缀/传播，范光龙小说中提到的农村生活图景的另一个极端是，在广大沿海地区，构成越南价值体系的传统习俗出现逐渐消亡和弱化的现象。这确实是他文化意识中一个迫切关心的问题。农村的现状引发了许多思考、担忧，甚至不信任和困惑，因为在农村中目睹了残酷、不文明的行为，而这些地方被认为对违背长期习俗和做法的事情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和高度免疫力。曾经有人以破除迷信的名义毁坏佛塔，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都是对越南人民的精神生活和传统信仰的侮辱，而这些信仰在古今中外都是救赎和保护的对象：“人们有自己的祖先，有自己的信仰。当他们不再相信任何东西时，那就是灾难的开始，先生。我没有夸张。崇拜祖父母、祖先，崇拜神佛以求保护和祝福，是人类一直以来的习惯，怎么能称之为迷信呢？慈悲的佛祖一直只劝人们过上有德的生活，但从未劝众生伤害任何人。”（《乡村故事》- 第 80 页）肆意、肆意地浇筑混凝土的趋势不仅造成了生态问题，破坏了自然景观，也严重损害了道德和邻里关系：“村庄的形状越来越怪异，坑坑洼洼、坑坑洼洼、风化剥落。人们只关心自己的房子，没有精力去关注别人的房子和别人的事情……人们的心不再像几十年前那么纯洁了。私利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村庄和人们的形态。完整的部分越来越少，肮脏和扭曲的部分越来越多……人们只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不再关心更体面的生活”（《村子》- 第336页）。就连风筝笛的声音，那清脆悦耳、在乡村天空中翱翔、唤起纯洁与宁静的声音，也变成了污染，因为人群“迷失”在一个“愚蠢的家伙”——乐队——的面前。平静祥和的歌声被“混乱”的声音淹没，“像拳头打在耳朵上，充满挑衅”，“偶尔像狗一样狂吠”……这些暴露的反文化困境背后是对在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开放交流的背景下，为维护和弘扬越南价值体系而做出的文化妥协的担忧和反思。
就叙事艺术和诗意特色而言，范光隆的小说将传统写作风格与创新探索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贯穿两件作品的空间/时间意象，虽然按照线性顺序模型运动，但却不是僵硬或单调的，而是灵活多样的。连续的情节时间与同时代的时间、怀旧的时间、回顾的时间交织在一起……现实空间与精神空间并存，自然空间与社会背景空间并存……此外，心理描写的写作风格也是范光龙作品的突出优势之一。他的小说不拘泥于“脑筋急转弯”的写作风格，不以迷宫般的结构、无休止的、身临其境的意识流技巧来迷惑读者，而是以深刻的心理解释和描述来吸引读者，理解人性。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主要是主角）总是有着丰富的内心生活和复杂、多维的发展。文本结构上最后不能忽视的是情绪和层次的交融和编织，形成一种复调的基调：庄重与幽默、同情与嘲讽、妥协与争论……特别是在一系列人物（正面和负面）的“言论”中，范光龙毫不犹豫地让他们自由地“咒骂”，但人物的这些言论并不会引起淫秽或厌恶。相反，它就像一剂调味剂，给文字增添咸味，带来天真、清新的笑声，缓解沮丧；当人们感到过度疲劳和压力时，它是一种有效的“减压剂”。文化研究员阮青（原太平省文化体育旅游部部长）分享了他对这位灵魂伴侣的深厚感情和思念：“龙先生在大多数小说中都表达了对世俗事务的担忧和忧虑，同时也宣扬善、美，希望人类的生活方式能够恢复到美丽、高尚的状态，就像他从小到大所接受和感受到的那样”（《蚯蚓季节》-第9页）。范光龙的作品中处处洋溢着他对四季辛勤劳作的村民的热爱，写作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姿态，一种偿还对祖国的债务、“对国家的债务”的行动……
然而，除了乡村生活的丰富性之外，范光隆还需要更加精挑细选和克制，去掉密集和繁琐，让情节更加简洁、“轻盈”。此外，他那种议论纷纷、论证激烈、“说理”的思维方式，有时也有些“过头”，让读者感到“疲惫”、“头疼”……但那不可避免的缺点，并不妨碍他这位充满热情、充满活力的作家传播的活力和健康的生命力。
从一个“小如牛蹄”的村落/原始模型的形象，到一片土地的兴衰、人生的酸甜苦辣、对善的信仰和人性高尚品质的无尽故事；范光龙重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现实。因此，他的小说人物形象总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启迪，开启了民族文化话语的复杂对话。
（*）乡村故事——人民警务出版社。 2020年
（**）《蚯蚓的季节》——文学出版社——H，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