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 tức

亲爱的

2016年2月8日星期一 11:30
我突然呼唤我的名字——我的祖国,两个字“我亲爱的”,在天地除夕的时刻,在人们心中充满着兴奋和希望的除夕之夜,亲切而神圣。
Ta ơi
亲爱的

我们经历过千万个跨年时刻,有的跨年只是希望逃离奴役与苦难的生活;有充满仇恨的除夕夜,冲锋陷阵,消灭外敌,解放我们自己;还有充满悲伤和思念的除夕夜,思念那些跟随祖国征战、再也没有回来的亲人;有些除夕夜充满对未来的信心,有些除夕夜充满焦急的等待。 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成功的力量不足以冲走障碍?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回顾过去,我们的祖先用人就像用木头一样,很简单,但却击中了人格的核心。除了教育之外,孝顺父母、孝顺他人、孝顺祖先都是很好的品质,受到高度重视。在过去,他们学习并通过科举考试后,就会被朝廷任命为官员。考试成绩好的被任命为府、省级官员,考试成绩低的被任命为县级官员,考试成绩最好的被任命为朝廷的部级官员,担任郎中、吏郎、上卿等职务。基本上,他们会被转移到基层,然后当“优秀人才自然成长”时,他们就会被“轮换”到更高的级别。

现在,我们轮流派干部到基地去积累实践经验。近来,从战略到地方,规划干部队伍建设,出现了领导班子、管理班子,积极创造资源。如此系统和周到,但仍然有很多情况是,人们被选举成为官员,然后被送去学校,在不同层次上积累专业知识。然而,官员的工作太过“诱人”,导致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学习。白送的钱、受贿的钱,在整顿时期产生了新的后果:学位和等级市场……然后,每当出现“转折点”,那些被列入规划名单的人就会被集中起来接受几个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然而,通过这些培训,他们能“洗刷”掉因实践中的“奉献”而深植于他们血肉之中的缺陷吗?

看看国外,我们有很多事情不如他们。比如,外国官员的自尊心就非常高。在政治上,他们有着令人钦佩的政治文化。当领导者发现自己有所不足、有缺陷、不再适合承担所分配的任务时,他们就会辞职。当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而又不辞职时,通过媒体压力或其他诸多组织压力的舆论锤和镰刀最终会迫使其辞职。据说,只有当官员们自尊自爱、明白自己的职责时,才会有辞职文化。

越南被认为具有重视道德和荣誉的传统文化,那么辞职为何如此困难? 我们国家的官员对于辞职是非常重视的。辞职之后你打算做什么?很多官员只是有领导能力、管理能力,这就是困难所在。另外,自卑感很大,“英雄”要辞职另谋高就?因为自卑和没有合适的工作,所以不容易。而对于外国官员来说,辞职并不会对辞职后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

辞职很困难,因为这个头衔被认为是“伟大的”头衔,是家庭、家族和村庄的骄傲。其实,头衔只是为履行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义务做出贡献的一种方式,仅此而已。还有一个很现实的现实让没人愿意辞职,因为头衔总是和权力相伴而生,权力产生利益。哪怕只是调动或者轮岗,如果去了一个有名气却没赚钱的地方,你也会用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千方百计地逃避;如果你不能选择鱼或汤,你的心情就会不太好。

 因此,在我国,有严重缺点的官员不会主动辞职。在集体领导机制中,如果存在很大的紧张局势,组织就会向上动员(而不是向下到基层)。有时只是认真地从经验中学习。有人抱怨“经验之串”不知道有多长。各级、各部门、各机关、各干部一旦犯错误,严重拖延下去,永远拖不完。请不要退出,但需要根据分配的工作确定个人责任。哪里错了,就严肃处理。世人只知道法律面前的个人责任,而我们却有集体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类型丰富,但有效性较弱。集体责任容易引起全村不和,而政治责任不是具体的而是概括性的,不容易归咎于领导的责任。在领导和管理的范围内,只有在法律面前亲自负责才是切实有效的,才能造福人民。

社会政治环境也把辞职的大门紧锁,没有人能够打开,也不会打开。社会应该将辞职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一种人格现象,一种自尊现象,而不应被视为歧视或鄙视。社会环境需要接纳辞职文化这一积极因素,重视个性、自尊生活,促进进步、公平和社会文明。辞职文化是真正领导人既懂得自己的职责,又有十足的勇气,这种政治文化最生动、最具体、最实际的体现之一,这种政治文化建立在尊严、自尊、智慧和勇气的基础上。这种政治文化与掠夺式的政治文化截然相反,人们不顾自己的职责,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立场,践踏舆论和自己的良心。缺乏文化,哪有指引方向的光亮?胡志明主席说过:“文化照亮民族前进的道路”,但领导者必须证明自己有文化,才能为让文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照亮人民前进的道路做出贡献。

我们靠文化发展,但精神基础、社会基础却出了问题,特别是一部分人,他们有条件影响社会发展,但他们的尊严却被贬低了。这一缺陷阻碍了教育、科技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政策手段。所以,我们的劳动生产率还太低,不符合实践的要求,也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30年的创新历程已经过去,国内外取得的成就固然令人骄傲,但创新历程中出现的缺陷也对国家命运蕴藏着难以预料的危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正在实施解决方案,但结果并没有明显改变,现实情况有些复杂。我们知道残疾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还未到需要紧急克服的程度。我或许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还没有认识到时代的潮流和人心。

恰好70年前,他在我国创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并指示:“我们学习西方和东方的优秀文化,以创造越南文化……具有纯粹的越南精神,与民主精神相和谐。” (报纸 民族救亡,1946年)。这种政治观点引导他汲取天下之精华,学习吸收,以丰富自己的思想,造福民族。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种伴随欧洲实践而诞生的革命学说,也仅仅是科学学说,有辩证法等伟大贡献,是发现自然界、发现社会的钥匙,其他论断并非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特点。民族文化怎样,道路也就怎样。

在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革命学说并结合越南人民的历史文化后,胡志明补充了关于殖民地国家进行社会革命的可能性的观点。解放祖国的革命实践证明了他的创造力。这就是胡志明,他不同于其他前辈的学生,他没有丧失民族特性,不墨守成规,不教条主义,只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因为人民是民族的根基。说我是爱国者,就是从国家利益出发,为国家着想,为国家做事。

我们必须知道、必须敢于承认我们自身存在哪些缺陷,这样我们才能克服它们。这就是生活中所需要的。否则,我认为我很健康,所以忽略它。人生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刻意认为自己没有缺点,凡事都很完美。在这个神圣的除夕之夜,我对自己诚实,因此心情无比平静,心中充满无限兴奋,带着新的使命进入新的春天。

现在,在创新成功的基础上,或许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变革,真正回归胡志明以民族为目标的革命思想和方法。国家的现实和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正是解放智慧、汇聚创造性思维、完善回归胡志明思想之路的时候了。回归他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方法,就是回归民族活力。嘿!新的春天来临,交融着人们心中的信念与希望。愿祖国的春天和人类的春天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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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登于《河内新报》春季刊

作者:副教授范春恒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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