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思维：一种方法

这本430页的书由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第四季度出版。（图片：Thanh Long）

这部专著，正如其书名所示，首先提出语言与思维是自古至今一切语言理论中最重要、最本质、最核心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涵盖了语言系统的一切要素和语言活动的一切事件。而且，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些关系，我们才有基础去看待从结构到语义、语用等一系列语言学不同层次的其他问题。近年来，应用语言学（语言符号学、语言教育、语言信息服务等）的许多问题在其研究方法中都没有逃脱这一问题的轨道。

但是，由于语言和思维是基础问题、核心问题，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困难、很复杂的问题，解决方法很多，途径很多，要系统、完整地解剖和分析其中的规律和现象显然不容易。我们的工作只是对这个广阔天地的一点小贡献。

人民教师丁文德教授是语言学系前主任。

语言学对这个问题的推理是开始的，至少从希腊人到现在，从逻辑学，或者从形式主义到语义学，没有一个语言学家，事实上，不重视这种关系，因为每个人都要在解决其他具体问题之前，先确立自己的立场。

20世纪初，索绪尔做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结论，但归根结底，他最重要的语言理论观点背后仍然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而母语人士在使用符号系统中的地位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也是N.乔姆斯基后期学说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乔姆斯基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作为一名彻底的形式主义语言学家，他通过普遍语法与具体语法、语言能力与诗学（语言习得）、语言与意识、支配与约束、简约理论等核心理论，始终没有离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作为本专著的作者，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在研究生语言学课程中学习以来，一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要系统地识别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必须经过多年的语言学和越南语言学实践经验的积累。从最初的想法开始，我们就试图找到一种方法，在 1986-1987 学年（距今已有二十五年多）在本科阶段（K.27 班）开设了第一堂关于这个问题的讲座。这个问题随后被提出为第一届研究生班（1997 年）的课题“语言与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己的认知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加入了一些额外的元素，也加入了我们自己的方法。而今天的论文，是我们多年来在讲课的基础上，通过与同事、学生、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在研讨会上的交流和讨论而形成的。

回过头来看，在准备这项工作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幸运的巧合：在苏联攻读语言学博士学位期间（1974-1978年），我遇到了我的导师，一位该领域的伟大专家，教授。安塞夫特连科 ( ANSevtrenko ，1907-1987 年)。我学习普通语言学课程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乌克兰语言学家。这个课程实际上非常广泛，因此很难涉及所有方面。他建议我选择最基础的内容，涵盖所有问题。他给了我一些介绍性文献，让我初步了解这个问题，然后不久之后，他向我介绍了一本书：《语言与思想》（1867 年），作者是 19 世纪末杰出的乌克兰语言学家 A. Potevnya，他的理论似乎接近辩证认识论（特别是通过“词的内部形式”概念）。老实说，当我读这本书时，我并没有理解太多，因为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背景不够，但渐渐地，由于老师在我写论文（涉及词类的语义问题）过程中的介绍和分析，我逐渐发现了这种关系的各个方面。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接触到20世纪关于这个问题的语言理论，让我逐渐明白语言和思维在反思功能和表达功能上是十分统一的。然而，从现实世界到语言表达思想，心灵经历了一次次的折射，每一次文字的语义都源于一次传播与艺术的创造。如今，语言不仅是世界的形象，还蕴含着诗意和人类的情感。我们对语义的理解逐渐被这样的原则所强化：在思维中，语言并不直接表达逻辑，而只能通过意义来表达。逻辑表达正确/错误（真/假），而语言表达含义。语言意义的折射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用法上也体现了本族语者的文化思维。

阮太灿教授和曹宣豪教授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后，就提醒了我们。詹先生说：“要小心，用语言思考是非常困难的，不要简单化，要小心，否则你很容易回到17世纪的波特-罗亚尔逻辑或19世纪初的逻辑推理。”曹宣浩老师曾倾诉：“我对此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在我们国家，到现在还有人单纯到犯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把语言当成了表达直接逻辑的手段，而语言仅仅代表意义。”我意识到这种精神，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尝试沿着从语义学和语用学的角度来看待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方向前进。

1970年夏天，越南读者通过俄文译本了解到刚刚在美国出版的WLChafe的著作《语言的意义和结构》。这在当时是一本罕见的按照新概念讲解语义学的书籍。曹宣浩先生（1973）曾向我们解释过这一点，多亏了曹宣浩先生，我们在阅读本书时才意识到，句法的重点是语言的语义结构。直到我仔细阅读了曹宣浩寄给我的那本书：《越南语——功能语法稿》第一卷（1991年），我才意识到语言和思维这个重要的问题不仅与我以前教给学生的逻辑表达或功能词、语言层次、语言单位等有关，语言和思维还深深地存在于语言活动中，存在于语言和言语的双重机制中。 F.de Saussure在N.Chomsky的语言学和诗学中，又扩展到语言学的其他方面，特别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紧接着，另一本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影响很大的书是：HS塞耶的《意义与行动：实用主义批判史》（1968），这是一本从西方哲学本身的角度批判性地审视实用主义的专著。从非实证主义的视角，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北美和西欧实用主义者和符号学家的观点。由此，我们才有基础去理解作者的语义地位，而这一地位的核心在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对一般符号理论和具体语言理论的二面论、三面论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本土文化语境中的实用主义研究的影响。

这本书其实只是涉及到语言和思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主要是语法和语义方面。原则上必要的音系学深入分析，由于我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和知识水平有限，必须放在一边。还有就是要分开​​成一个单独的问题去深入探讨，比如思维、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只敢提几个方面。

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始终非常重视母语人士的语言与思维问题，认为这是索绪尔学说精神中极其重要的支柱：语言是母语人士的语言，文化是源于母语人士思维的母语人士的文化。母语角色在语言体系中对思维、语言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贯穿在语言活动（即母语语用层面）的各个方面。我们试图在普遍的反映论中，对语言创造性的艺术折射过程找到一种独特的理解：从现实到本土思维，从思维到语言，从语言到语言类型到每种语言的语言用法。所有这些通过不同的折射、针对特定语言的本地化等形成了一条线。

多年来，我们一直向本科生和研究生介绍这些内容，但没有一年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尝试更新具体信息。比如，早期我们比较注重语言的结构方面，后来又加入了语义学、语用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越南语言学家的支持，其中我们非常感谢作者 Hoang Phe、Do Huu Chau、Ly Toan Thang、Nguyen Van Hiep、Tran Van Co 等以及其他同事的研究工作。必须说，这个问题在内容和方法上越来越多样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已经想到的范围内。然而，我们只考虑选择我们认为适合在大学演讲厅发表的内容，这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与我们的同学、研究生和同事分享我们的想法。作者有机会进行讨论，特别是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这让我们感到惊讶，并让我们重新考虑和调整自己的想法。最近一次富有成果的交流是我们与心理语言学专家兼教授 Ly Toan Thang 之间的交流。阮文协是语义学和语法专家，后来转向语言认知研究。正是本着这种交流精神，我们写出了本书的最后一章。

这本书的写作耗时多年。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因为理论在不断进步，语言实践也日益丰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小小抱负仅仅是展示一个人的方法，他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工作，对他长期感兴趣的问题充满热情和不懈的热情。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同事们的有益和热情的讨论，在我们寻求塑造本书内容时贡献了想法和方法。
在准备这份手稿的过程中，我们想向《词典学与百科全书杂志》副主编、副教授范文静博士表示诚挚的感谢，他是出版领域的资深专家，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们衷心感谢河内国立大学出版社给我们机会向远近读者介绍我们的小产品。
值此之际，我谨向越南河内国立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语言学系表示最诚挚的感谢，我曾在该系和讲堂里生活和工作了半个世纪，并有机会定期介绍和分享我的学术思想。我感到很开心，直到今天，这种分享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