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我读高中四年级。
有一天，在我所在的省竹中学的宿舍里，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一位文学老师的妻子给她的丈夫带了一本新书回家。她是一名书商。看到新书，我急切地问老师：“叔叔，那是什么书？给我看看。”我手里拿着这本书：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第一卷，作者是黄春尼。巴叔解释说：“黄春意先生和我同是河静人，是黄春韩先生的亲戚。黄春韩先生现为河内综合科学大学教授，拥有德国文学学士学位。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本俄罗斯文学书籍。”几天后，他把这本书借给了我，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它。我第一次了解俄罗斯文学的概念是通过作家的名字：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作者翻译的普希金的诗：
我爱我的国家，一种奇怪的爱
但我的理智永远无法抗拒
古老而神秘的传统
自豪而宁静的信任。
一年后（1961年），我偶然被录取到文学院。
GS。黄春仪
一个下雨天，我在学校黎圣统路19号大讲堂第一次见到了Nhi先生，当时校长Nguy Nhu Kontum正在介绍各位院长。老师站起身，转过身，回以微笑。我们也站了起来。他身材高大，有着一头白发，面色红润，眼神明亮，笑容温和，身穿白色三口袋短袖衬衫和卷起裤脚的蓝色工装裤。非常简单但优雅。那一年，他47岁，刚刚被任命为该校社会科学系（文学+历史系）主任，其前任是邓泰梅、陈德草和陈文饶。他的形象作为院长教授的象征跟随了我一生。那幅图像也让我想起了我在职业生涯中有幸遵循和奋斗的一套价值观。但35年后……
入学典礼结束时，老师带领新生参观图书馆（现为黎文添堂），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同志们，跟我来。”我从小到大、从高中开始，就没见过哪个老师称呼学生“同志”。但他一生都这样称呼我们。
大学的讲堂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最奇怪的是热情、努力的学习氛围。尽管我们穿着棕色裤子和布衬衫，许多人还赤脚，但我们学生的热情和决心是一样的。除了Nhi先生、Bach Nang Thi先生、Hoang Nhu Mai先生、Le Dinh Ky先生、Dinh Gia Khanh先生和Do Duc Hieu先生年龄都在四十多岁以外，该系的老师都很年轻，对学生很友善。
通过老师的介绍，我们得知Nhi先生的家乡是河静省的一个贫困小镇。他从小就刻苦学习。高中毕业后，他获得奖学金去法国、德国留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法语和德语很好。我已经翻译了士兵妻子的悲歌说法语并获得赞美和奖励。抗法战争爆发，他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回国了。他选择前往南部平原参加抗战。他在艰苦岁月里，在南方党委附近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后任重要干部、南方教育局局长，后到集中区工作。有一次我来上课，看到老师戴着一个奇怪的徽章，不是奖章也不是徽章。一问才知道，那是一枚徽章。祖国的堡垒“把这枚徽章授予那些在南方战斗了九年、功绩卓著的战士，老师感到非常自豪。”文学系还有一位佩戴这枚徽章的人，他就是阮咸阳先生，他曾是当时从泰国运送武器到九区的无号列车上的士兵。
Nhi先生并没有立即教我们。直到三、四年级，老师才教我们两门课。但在此之前，他以院长的身份，利用自己的威望，定期邀请多位著名学者来系里为学生讲课：邓泰迈、高春辉、武玉潘、怀清、辉干、春耀、齐兰园等。得益于此，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实践了很多。作为学生，我们不敢接近他。我们只有在需要获得许可时才会在办公室见到他，或者在教职员走廊里闲逛看他和他的专业助理 Phan Trac Canh 先生（后来成为河内 Bat Dan 街 5 号著名古书店的老板）打台球。他经常微笑着向我们挥手。
当时的文学院坐落在朗村，校园宽敞、宁静（包括现在的外贸大学、外交大学两所学校的用地），虽然条件还很贫困，但生活、学习、工作环境都很舒适。在两年的学习期间，Nhi先生给我们讲授了两门课程和主题：苏联俄罗斯文学和美学批评。他把 18 至 19 世纪俄罗斯文学传授给一群年轻教师：阮金定 (Nguyen Kim Dinh)、阮长历 (Nguyen Truong Lich)、张光哲 (Truong Quang Che) 和裴春安 (Bui Xuan An)。
在他的第一堂课上，我们很高兴能与院长一起学习。而且老师很冷静、温柔。还是和去年一样的传统服装：三口袋衬衫和蓝色工装裤。老师拿着小烟斗，轻轻敲击着手中的金属烟盒。老师慈祥地看着我们，轻声说道：“同志们，第一节课我们就向你们吐露心声吧。”他不是从学术出发，而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出发。他说，在独立国家长大的同志们，没有看到失去祖国的人们所遭受的一切苦难。老师说：二战前的一个除夕夜，在巴黎，一群留学生举行联欢会，每个人讲一个自己祖国的故事，然后让每个人介绍自己的国旗，唱自己的国歌。而老师则感到困惑和痛苦。亡国之时介绍什么？老师强忍着泪水，讲述了乡村节日升旗的情景，并唱了一首简短的义静省民歌。学生们欢呼起来，老师却哭了。我们班很安静。
老师告诉我们几句话：努力为人民学习，为国家学习，为自己学习。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自学能力，提高外语水平。没有这两件事，就不可能有发展。他告诉我，他曾经背诵拉鲁斯词典来读书和翻译，冬天的晚上，他必须把脚浸在一盆冷水中才能保持清醒并学习（我们班上有一位学生背诵了阮南安的俄越词典，这位学生后来成为了才华横溢的诗人阮英玉）。他自学了半年俄语，后又阅读了俄罗斯文学史书籍，翻译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他对我们当时那群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启发。
说实话，他和黎廷祺先生一样，并不是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但他的讲座风格柔和缓慢，深入的分析和提供的信息非常“优质”。他为我们深入分析了高尔基和他的故事。母亲、猎鹰、丹的心……索洛霍夫笔下人物的历史悲剧《寂静的顿河》、《荒原》、《人类的命运》……新鲜而令人难忘的事物。在讲授俄罗斯文学时，凭借着对西方文学的深厚造诣，他总是让我们听与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文学的比较分析。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莎士比亚的英语诗剧，由于夏尔·雨果（维克多·雨果之子）和德国诗人斯莱根的才华，被翻译成了法语和德语。
在讲授现代美学批评时，他不忘带领我们从古希腊美学经文艺复兴到现代，包括谢尔纽塞克斯基的俄罗斯美学。有一次老师问我们：有谁知道这句话的出处：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但生命之树永远是绿色的。？”我想起了一位哲学家。一位朋友回答说：“这句话是歌德说的。”老师说没错，但翻译得不太准确。他接着解释说：“这是歌德的诗《浮士德》里，魔鬼墨菲斯托在赞美女人身体的美丽时对医生说的话。”原文并不是“永生之树”，而是“生命之金树是……”。学习需要实践。老师让我们写一篇文章，通过《第一位教师》和《戴红领巾的小枫树》两篇短篇小说来评价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山丘与草原的故事》的美学价值。我们进行了几次研讨会，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想法，然后老师才给我们评分。
从学术角度来说，他始终是正统的，不太认同青年黑格尔派的美学观点，也不认同加罗迪、卢卡斯等人的自由主义，他非常严格，有原则。有一次上课，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生（后来当了组织部的干部）被老师叫出去了，不许他继续学习这门课，因为……老师在讲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的时候，他当众笑了。老师给我们的考试相当难，并且给我们的分数也相当严格。
我的学生生涯在战争的混乱中结束了（1965年）。我可以继续留在学校担任讲师，在老师的“领导”下，但专业不同：语言学。学校不得不离开河内，撤离到太原省大慈县越北山区。我们，无论老少，都跟随老师走进了新的生活。到达集中营后，他很快融入了战时生活，把骑了多年的熟悉的辛普森摩托车留在了河内。他和我们一起挖隧道、用竹子和树叶建造房屋、用油灯看书。老师依然慢条斯理，悠闲自在，心情愉快。有一天，当他去取米吃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发生了大水。他把装米的背包放在水牛背上，让同学们紧紧抓住，让水牛游过小溪。这成为了一个事件，当时 K8 学生写道“疏散口译“我给我的老师取了一个章节的标题：《校长骑着水牛过小溪》。
我们这群老师，包括 Ham Duong 先生、Thuat 先生和我，都住在山谷中 Nhi 先生附近的同一所房子里，所以我有机会与他的家人住得近一些。他还积极种植农作物和饲养牲畜。老师说：“我已经习惯了。在沼泽地里的九年要艰难得多，但我还是活了下来。”我们经常与他交换产品（蔬菜、鸡蛋、南瓜，有时还有鸡肉）。他指导我们用新鲜木薯（必须煮熟然后切片才能给鸭子吃）来养鸭子下蛋。由于他熟悉南方的运河，所以他还捕鱼来改善我们的伙食。尽管生活很艰难，他仍然建议和提醒我们要勤奋读书、自学，而他自己则继续勤奋学习和写作，包括创作话剧《Kieu》，该剧由K8学生艺术团在很多地方演出，甚至在……河内。
然而，Nhi先生不仅是教授，还是系主任，他要照顾很多事情。无论和平还是战争时期，兄弟俩都非常尊重老师，希望他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工作，所以他们帮助老师做了很多工作。我记得副部长张文荣、黄友安、孙家银、阮文恕、杜德孝，助理部长潘泽景、阮春华、裴庆德、阮玉山等轮流全心全意地照顾老师的工作，导致老师有时忘记工作，不注意细节。记得1972年夏天，战火纷飞，美军的炸弹不断落下，学校和教职工不得不再次搬迁到河北省协和市。有一天，我把工资带给了老师。老师接过后问：“那你知道我们系现在在哪儿吗？我们想去看望我们的兄弟们。”我有点惊讶，但马上就明白了，并告诉了老师这个信息。第二天凌晨 4 点，他直接骑车前往河北看望他的兄弟并检查该部门。另一个故事。我在傣都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老师家里去用米换面。他对我说：“年轻同志在党内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纪律，我经常开会，却很少见到你。”我解释说：先生，我不是党员。老师平静地说：“哦，那你要更加努力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赶紧回答：“不是，老师，您在另一个组，我在语文部。”老师又说：“怎么了，我是党员，又是这里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呢？我认识的都是兄弟。”我心里默默地感谢他，但又不敢多说，怕冒犯他。
Nhi 先生是一位温和、诚实但又有个性的人。关于他的一些有趣的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比如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聚会，吃完饭后，他仍然把剩下的食物分给自己和他的兄弟们，并解释说：“他们给了我，所以是我的。”还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他停下来喝水。他站在店外对战友们说：“我这里有一瓶水，你们进来喝点，然后捐点钱来付钱！”还有一次，看到老师家里挂满了水果架，杨先生就派我去“联系”他。 Nhi 老师带我到果架上摘了一个水果，然后让我再选一个。我选了，指了指，老师继续切，说：“前面那个水果我给你，但是这个你要付钱。”后来，当我有机会在欧洲生活时，我了解到他的生活非常西方化，一切都很透明，没有外交，没有虚饰，没有矫揉造作，并不是有些人认为的“吝啬”的老师。
在他七十岁那年（1984年），我们教职工在罗德宿舍食堂为他庆祝生日。最困难的时候，只有香蕉、糖粉和茶。老师高兴，我们也高兴。尊敬的马江兰老师：
举杯欢庆，纪念今天，
为你八十岁生日干杯。
但是...他在78岁时就停止了。
在黎圣宗街主楼送别老师时，我脑海中浮现出革命家黄国越的身影，他身体十分虚弱，由两个人搀扶着，仍旧前去探望老师。当时陈大义教授也同样身体虚弱，从此不得不告别好友巴勒，回国参加抵抗运动。
您离开已经二十五年了，但文学系永远记得您，这位德高望重、谦逊有加、一代人未有的系主任。
2014年马年夏天
作者：人民教师丁文德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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