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2年,黄氏珠老师从苏联罗蒙诺索夫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回到越南,在河内大学文学系任教,并以一篇地名学领域的论文确立了她语言学研究者的地位。半个世纪后,这篇文章仍然是一篇宝贵的著作,似乎已成为一个传奇。关系语言东南亚古代一些河流名称(1964/1966)。通过恢复现代越南语中“河”字的古形式“*khloong”,作者肯定了其作为越南众多河流名称构成要素的作用,甚至河流名称之间的联系已经超越了越南的行政边界,包括了位于中国长江与缅甸萨伦河之间的一大片文化区域。但文章并非简单地止步于标题而将东南亚地区河流名称的考察范围限定其中,而是借此提出地名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她很早就力图摆脱用地方历史和民间语源来解释地名的倾向,而从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去研究地名。也许这些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是她后来的历时研究的基础,例如白藤河名称的词源(1995年),学习与水上运输工具相关的词源(2013年)。但黄氏珠并不是一位喜欢使用学术术语的科学家。在对地名研究方向进行重要勾勒后,她重点关注了现代生活中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地名的规范化。这是一篇总结该问题的文章,内容如下:世界地图上的外国地名:概念、术语及地名导入方法(2007年);概述文章建立解决方案,例如越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名书写规范化(2004)关于拼写的“技术性”文章,例如解释国家字母表对地名丰富性的限制地图上的西原地名:越南地名与世界之间的桥梁(1994),确定F、J、W、Z在外国地名音标中的作用(2007年)。看来,保留原有语言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成为她有关我国地名规范问题的文章的贯穿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章都是无聊的重复;每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精彩发现的地方。在文章中西原地区部分地形图地名记载方式的特点(1992)她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法国地图上的西原地区地名并非像以往学者们所误认为的那样是用法语书写的,而是西原地区各民族的文字(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国家文字基础上加以补充和改进而创制的文字)。而这组字符在越南地名编码过程中得到了更为细致的定义,她在文章中对此进行了介绍。过去地名的编码过程和当今少数民族语言地名书写方式的规范化(2002/2003)。所有这些思考,从提出严谨科学论证的长篇文章,到短篇文章,甚至只是在书写多瑙河和顿河这两条著名河流的名称时,呼吁大家用原文语言来表达。让河流恢复原名(2006),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将语言知识应用于服务生活,具体来说,首先是绘制地图,然后致力于整个社会的团结。
2. 如果说地名学是语言学研究生涯的起点,那么方言学则是让黄氏珠多年来成为我国顶尖专家的研究方向。在她之前,有 L. Cardière、H. Maspéro、MV Gordina 和 LS Bystrov 等学者研究过这片小片土地上各个地区的语言。其中有 Phan Ke Binh、Nguyen Bat Tuy,然后是 Hoang Phe。但直到 1989 年,全国各地越南人(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284 页)随着黄氏珠《方言学》一书的诞生,越南语言学界正式将方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该书通过界定研究对象、概括性质、介绍方法和技术、提供分支学科的基本概念等,超越了介绍现代语言学中专门研究语言方言的分支学科的入门教材的范畴,成为研究越南方言的专著。从这些从最直观的方面——地方语言——介绍方言的文章中,不难看出,该书是作者30多年来对这一研究领域思考和琢磨的结晶。从八月革命前后书籍和报纸中地方词汇的使用看越南语标准化的进程(1970),以及介绍以下概念的更多技术性文章越南方言和村庄(1978)或定义和区分概念为一些语言概念的认知回顾(1979),研究某些方言特征的文章,例如当前越南农村语音变化的一些特点(基于永灵、太平两省方言的调查结果)(1972年),平治天北部地区越南语中剩余的四个yotatic辅音(1988年)。 正如第一版书名所示,本书系统、准确地描述了祖国各个地区的越南人。但黄氏珠并不是为了描述而描述。她很科学地把越南的方言分为北-中-南三个方言区,中间以清化和承天顺化两个过渡缓冲区,并得出结论:中部方言是最古老的,北部方言是中部方言现代化的一步,而南部方言是在北部方言的基础上混合了汉语、高棉语和占语而形成的。她非常细致地观察不同地理区域越南人的差异,从而了解越南人随着历史而发生的变化。她以如此广阔而深刻的视野,为越南语言学贡献了一个在她之前从未被定义的新方向,也许在她之后,还会有人定义这个方向?看起来,经过几十年的坚持和热情,为新分支奠定了基础,她是时候休息了,但似乎她热爱越南的心促使她敏锐的头脑不休息。方言学“诞生”后,她继续通过总结文章提供有关这一分支学科的一般知识。她介绍了越南方言学的昨天和今天(1991年)总结1989年6月在河内理工大学语言学院召开的越南方言会议,并介绍当时刚刚出版的《全国各地越南语》一书。这两件事在我国方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她写道方言和地方语言融入国语50年(1995年)为越南语标准化贡献专业声音。在某个地方,她研究并发表了有关当地语言特点的文章。论 18 世纪会安-岘港的混合语言(通用语)(1991)的研究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商港地区的一个语言特点,这里在过去是越南语和许多外国语言交流的场所。国土之外方言的形成(2000) 介绍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即东兴县(中国广西)的京族人在经过近五个世纪的流亡之后,保留并发展了越南祖先的语言。特别是考虑到她的家乡顺化,她为这次报道付出了很多心血。顺化属于哪种方言?在“顺化语言—顺化人民—顺化文化”科学会议上(2004年顺化节期间举办)。本文仅用约6页的篇幅,试图通过对顺化语言历史发展过程的概述,找出其基本特征,以验证15年前在全国各地越南语中提到的、处于中部方言与南部方言之间的过渡地带、垫脚石地位的结论。本书并不是作者30多年深入研究的简单总结。该国许多地区仍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特色。在重印的空白页下面隐藏着对后来者的建议和希望。
3. 从科研著作出版时间来看,人们很可能会认为黄氏珠教授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是一个侧面方向,是在研究地名以及实地考察方言的过程中突然想到的。现实有时并不是我们所看到和用通常的方式推断出来的。谁能想到,同庆一名女学生竟是如此坚定的革命者,在她第三次被捕之前,组织上竟然匆忙将她调往北方,送她去苏联留学。在著名的罗蒙诺索夫大学读书的日子,她充满了思绪。我和一些俄罗斯朋友,他们以后会成为中学俄语和俄语文学的老师。而你,你会怎么做?越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少数民族。她明白自己有责任学习越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帮助他们保存自己的文化。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最初的目标,她后来才一步步具体化,最终朝着为我国少数民族建立一套实用的文字体系迈进。确定了研究方向后,她便沉浸在当时世界领先的科研机构之一充满活力的学术学习环境中,沉浸在基础而深入的研究氛围中。她认真聆听有关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古斯拉夫语及其“交织”的亲属关系的讲座,然后勤奋地抄写东、西、南斯拉夫语三个分支的陌生语言。每周,我都能看到一位亚裔女学生大步穿过宽阔的院子,前往东方学院上泰语和缅甸语课。即使在她没有足够时间上课的时候,她也会请一位俄罗斯朋友、后来成为受人尊敬的越南语言学家——列科姆采夫教授来替她上课,然后重新教授每一节印尼语课。这些从东到西的语言讲座为她后来研究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与她的同事们只注重实地考察以获得对每个少数民族语言的描述结果不同,黄氏珠有着更为普遍的看法。黄氏珠在对国内外语言学家调查、描述的约40个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和分类。越南语言的语音类型(1997年)。她以具有超音段单位(声调)、音段单位(元音、半元音、声母、韵母)的语音系统为基础,将少数民族语言类型划分为不同的系统:声调/发声、基本元音/“二分”元音(作者用了“二分”,但我认为应该说“分”)、基本声母/复杂声母、由两个系列构成的韵母/由一个系统构成的韵母/只有一两个单位的韵母。可以说,基于语音的语言类型的识别为我们提供了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的简要指南。因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毕竟最重要的是描写,但必须是在语言之间的关联性中进行描写,才能看到其中的差异,才能运用。相关性的区别体现在GS的分类上。黄氏珠非常节俭。她把越南的所有语言都连在一个大框架里,每种语言都有固定的位置。如果语言类型学将任务定义为根据每种语言的性质对不同的语言进行分类,那么本文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分支学科的一流任务。宋黄氏珠是一个总想抹去灰色概念、让理论永远保持绿色的人。她对越南的语言进行了分类,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字母表。自80年代末以来,她对当时越南的语言政策进行了大量的思考,并从语言研究者的角度分析了政策的有效实施和需要补充的内容。对越南语言政策及其实施的几点思考(1988年)。她很担心。为什么还有很多民族没有文字?(1992),分析写作在居民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论少数民族写作的创立及其融入我国山区居民生活(1993年)。并开始研究为越南少数民族建立字母表,肯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方法。为许多民族建立共同的书写系统是可能的。(1993年)。或许与主张“小即是美”的现代西方哲学家有着相同的看法,黄氏珠也倾向于最简单的事物——一组简单、经济的字母,或许与科学息息相关。基于对越南语言进行分类的研究,她发表了一篇综合性著作,题为为越南少数民族建立拼音字母(民族文化出版社2001年,233页)。这部专著可以看作是作者为了向我国少数民族普及拼音字母而对拼音特点作出的重要总结。她主张定义一个附加符号系统来补充基本字母,以便拥有一个丰富的书写系统,满足许多不同语言的记录需求。这套文字对于保存和弘扬各民族文化价值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将它们带入生活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让她这样一个心情沉重的人在2004年向第六届泛亚语言学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少数民族文字建设与推广现状与政策(2005年)。本文对少数民族的写作状况进行了总体概述,并提出了语言政策宏观解决的建议。看来那位女性的视野总能摆脱“吹毛求疵”思维的狭隘,而在所有问题和领域都保持宽广和开放。然而,这并不是 GS 的原因。黄氏珠拒绝研究特定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例如在占语/占语方面,她投入了大量精力去理解占语声调系统的形成。结果就是一份报告。占语的单音节化和声调形成过程(1976 年,俄语)她在莱比锡国际声调语言科学会议上发表了这篇论文,十多年后,这篇论文被翻译并重印在《越南研究》(1989 年)上。她观察并分析了占语与越南语的关系。越南语声调的形成过程早在 1954 年就被 AG Haudricourt 证明,但这一证明仅仅是理论上的,因为实际上越南语声调的发展已成为过去。而占音就在我们眼前形成。 20世纪,占语由无声调的多音节语言转变为有声调的单音节语言。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收集更多材料后,她写道占语声调系统和记谱法(1986)不仅证实了声调系统的存在,而且提出了在文本中标注声调的方法。最近,随着 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过去,她很高兴与一位正在使用实验语音学研究占语的学生分享她的想法。看来,罗蒙诺索夫大学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取向,早已像一个引火物,默默地、执着地愈发强大。
人民教师黄氏珠与社会人文大学同事
4. 确实,几十年来,在河内理工大学文学院(现社会人文科学大学语言学和文学两个学院)学生黄氏珠教授的指导下,她已经成长、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了职业生涯。在她的一生中,她一直是一代又一代学生所敬爱的周女士,甚至那些非越南学生也是如此。近日,日本大阪大学清水教授在一次纪念活动中,畅谈了对恩师黄氏珠的美好回忆:“……其实,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被母亲温暖的怀抱拥抱着……”。凭借其在语言学和越南语方面的知识,黄氏珠教授成为越南首批在国外教授越南语的专家之一。这是运气还是她不懈的努力?数月海外执教后发表的科研报告或许就是最完整的答案。在德国担任专家期间,除了在洪堡大学成功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外,越南方言的语音系统她还用德语编写了越南语基础教科书。越南组(1982 年,1990 年重印;212 页)。而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语言学(1983)一份介绍该国语言学研究成果的综合性科学报告。摘要是一种需要先收集并消化文献的体裁。或许是她博览群书,加上她务实的科研头脑(她自豪地承认这些头脑都是从德国同事那里学来的),关于马克思祖国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在各个阶段、各个研究趋势以及各个具体的研究领域都呈现得丰富而清晰。秉承同样的思路,在北京大学教授越南语言文学半年后,她写道中国的越南研究(1998 年),旨在向越南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介绍有关越南的教学和研究设施。但似乎不仅仅止于介绍,文章最后的参考书目和脚注中列举的中国越南学者有关越南的著作虽然内容丰富,但除了正文之外,文章还分享了向中国人教授越南语的经验。关于在日本学习越南语,面对90年代大量日本人来越南投资经济、进行文化交流的情况,她整理了相关资料,学习越南语在日本很流行(1998)预测了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趋势,将在促进两国友谊方面发挥作用。十五年多过去了,我们更加体会到那篇文章的价值。除了介绍性和提供信息的文章外,黄氏珠教授仍然是一名教师。凭借在越南语作为外语教学领域的经验,她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并参加了越南语教学会议。对外越南语教学中的标准音与方言发音问题(1996)的一份报告概述了越南语的发音情况,她认为每个人都在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社会交流,这对教外国人学习越南语是一个挑战。她从运用语言知识确定标准发音入手,针对这些困难,从标准层次和标准操作两个方向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15 年后,她仍然在努力教授越南语发音,她写道使用语音学教授发音和拼写(针对学生和外国人)(2011年)。在这篇文章中,她运用元音梯形等语音知识,结合3个上颌动作和3个舌位来教授元音;或者像将辅音分成相反的两对,这样押韵练习就不会令人困惑。对于声调教学,她提供了“技巧”,帮助孩子和外国人正确理解和使用越南语的6个声调。发音是学习和掌握任何语言的必备课程之一,仅凭两篇基于语音学的文章,黄氏珠教授就为越南语教学方法做出了简单但精确、细致且非常有用的贡献。
5.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比任何其他学科都更需要博学作为先决条件。博学,深邃而博大。广度是表达的知识涵盖很多相关领域,深度是对所有所提及问题来源的确定和理解。在现代教育中,我们经常谈论跨学科方法。然而,撇开高深莫测的学术方法不谈,大约半个世纪前,黄氏珠就曾写过一些文章,将语言学与历史联系起来。首先,我们必须提到《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它勾勒出了一个方向,提出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想法——论民族语言史料的发现(1967年)。越南语语料库中有很多保存古代元素的成分,这些成分是极其丰富的史料来源。尽管迄今为止乃至今天,历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并充分利用从古籍中挖掘出的语言文献,但黄氏珠教授认为,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语言来源可以成为历史文献:地方语言和地名。在那篇定位文章之后,她收集语言材料,撰写了一系列与史前时期相关的文章,帮助抹去民族历史上关于第一个文朗国家的神话尘埃。 GS。历史学家陈国王表示同意,并引用了她对“辅导”一词的解释。[1]。黄氏珠教授运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音学的方法了解雄王传说中的“辅导”一词(1967)证明“phu dao”不是以前所设想的汉语词,而是古越南语词,与现在越南少数民族语言中的pơ tao、mơ tao、pa tao、bà tao、pa dao、tạo、đạo有语音关系,同为首领、最高领袖的含义。接下来对民族名称“朗”、以“柯、错”开头的村名进行分析,以确定通过语言文献了解范朗国家及其领土(1968)包括今两广及我国北方的部分地区。文章还参加了当年的雄王历史时期研究会——通过语言文献了解文朗国社会组织的一些特征(1968) 系统地观察了越南北部居住区中完全孤立、有些“分散”的亚洲风格公社,这种公社由柯姓制度和密集的方言网络构成,同时,在与越南语系关系密切的族群中,仍然存在着按传奇头衔划分的明确社会阶层。黄氏珠教授通过对雄王时代进行反思,验证了语言学在解释特定历史问题中的作用,得出了关于语言学与历史学之间必然密切联系的一般性结论。语言学和历史(1971年)。
如果说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全面审视,那么地理空间则提供了一个综合的视野,或者说,提供了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广阔视角。在为历史提供文献资料后,黄氏珠教授又从历史、地理等不同维度重新探讨越南语本身与语言系统和方言的关系问题。印度支那的地理和语言学的一些特点(1985)可以看作是她关于历史上语言与地理区域之间密切联系的宣言。对印度支那语言的调查表明,存在两个明显的区域:一些现象只在北部发现(老挝语、岱岱语、岱侬语、芒语和北部方言),一些现象只在南部发现(泰语和南部方言)。文章最后提出“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地层”,这指导了探索该地区现有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的起源的任务。在苏越语言学会议上,黄氏珠教授撰文东南亚许多语言中表示指向的常用词(1983)确定了该地区多种语言中指针词“ni”的起源。她指出,使用同样的方法,使用分析语言学技术通过语法特征和词汇结构来理解印度支那语言的亲属关系(1983 年,德语)。然后她继续从民族词语看越南语与傣语支的关系(1998 年)。作者根据越南语与一些傣语支语言在民族词汇、词类、语音等方面的相似性,对越南语的类型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红河和马河三角洲地区与泰语以及汉语的长期接触,使越南语从孟高棉语为基础变成了华泰语系语言。她的这种想法似乎与 H. Maspéro 的分类一致。而最近,在永无止境的探索之路上,她发现了一个极其丰富的素材来源,那就是语言的数字系统。 2009年,75岁的黄氏珠教授仍然在做报告语言中数字系统的词结构(2009)在越南语和汉语文化研究与教学国际研讨会全体会议上。本文对东西方跨语系语言的数字系统进行解码,探讨全人类的普遍思维方式以及各个数字系统拥有者的民族特色通过语言体现出来。而数字系统再一次为解决一个长期备受争议的话题提供了素材,夫人。试根据数系资料解释南亚语言的划分。(2011年)。尽管文章标题谦虚地为“尝试”,但该文章实际上确定了南亚语系语言群体的地理位置。大约 50 年前,她在第一篇研究河流名称的文章中概述了“熟悉”的地形。黄氏珠一直是一位拥有“智慧眼睛”的科学家。她总是从简单而独特的数据中概括出广泛的问题,让许多学者感到惊讶。
6.教授科学生涯中的五个研究方向。黄氏珠(地名、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越南语对外教学和历史地理语言学)看似独立的部分,各个方面的平行线永远无法相交,但实际上它们通过语音和谐地连接在一起。语音学就像一把钥匙,在她漫长的求学和研究历程中,帮助她发现新问题、审视老问题。语音学为解读越南及该地区的地名提供了基础。方言学也是从语音区别中具体化的。如果没有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进行描述的基础,就不可能概括出语音类型,更不可能建立合适的语音字母。对于越南语作为对外语言的教学领域来说,发音教学更为重要,但长期以来却很少受到重视,因此她关于将语音应用于教学的指导就显得更有价值。特别是语音学和研究方法开辟了语言学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的跨学科研究。这些语音规则有助于恢复已记录下来的原始越南语单词的古代形式,并解释一些古代时期的历史问题。通过分析语音的相似性,我们还可以看到相关语言的分布区域。语音学对精确性和细致性的要求似乎会影响使用语音学作为方法的语言学家的风格,但黄氏珠教授也许是一个特例。她总是超越细枝末节的分析局限,而着眼于普遍问题,带有先驱者的影子。的确,在她的一生中,她就像一艘载着沉甸甸的语言知识的小船一样执着地驶向生活。
或许从此以后,“周小姐”号将不再是一艘孤舟,在硝烟与波涛之中。她的同事们欣赏她的工作,她的忠实学生永远在心中保留着他们尊敬的老师的形象,社会也有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她。教授、博士学位,人民教师称号,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但似乎所有这些头衔与她留下的唯一东西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那就是她对语言学、越南语以及将其应用于生活的思考。
人生这一生,每个人都会为自己选择一种流。有些溪流想要伸展开来,在阳光下展现自己卓越的才华,但也有例外,它们轻轻地隐藏起来,成为地下溪流,沉积泥沙,也默默地浇灌着幼苗。黄氏洲 (Hoang Thi Chau) 是其中一条纯净的地下水溪流。
[1]陈国王教授《论“雄王”之名》一文,载于社会科学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雄王建国》第3卷,第353-355页。
作者:杨春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