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三好学生 Tran Dinh Huou (1926 - 1995)
1. 我正在足球场上拼命奔跑，这时王先生（陈玉王教授）招手让我过去。“Vi，明天早上跟我去嘉林吧。我等不及了。Huou先生的房子漏水，书都湿了。都是些珍贵的书。我借了Tuan（诗人杜明俊）的自行车。我可以回家吗？”
1974年冬天，清晨五点，我们离开美智宿舍。吱嘎作响的自行车载着我们，沿着雾气弥漫的龙边桥而行。我们两人轮流蹬着自行车。红堤路在低沉阴沉的云层下蜿蜒无尽。我的家乡很少有这么阴沉的天气。离开周贵，我们来到一栋茅草屋，它紧挨着另一户人家的花园。这房子和我1966年疏散到美军轰炸区的三居室一模一样。我曾跟随一些老师学习，他们的生活都是靠着无数次的疏散才拼凑起来的。老师们拉起窗帘，迎接我们两人。一排书架，有竹制的，有木制的，都塌陷了，上面铺着席子和菠萝袋。精美的俄文书的书脊露了出来。我抬头一看，不只是漏水，椽子和绳索也断了，压扁了。茅草屋顶也开始一块块地坍塌。我透过窗户望出去，问道：“那是谁家的竹林？能给我一些吗？”“有！我们都是亲戚。”“村里有稻草吗？你去帮我要一些。”“可是怎么要呢？”“老师，我饿不死，重新铺葺一下，我能行。”老师有些疑惑，让她去要稻草。我掏出刀子扔进竹林，又挑了三根竹竿，砍下来插在院子里。两根老竹竿劈成芝麻椽，一根嫩竹竿则混着竹篾。然后，我爬上屋顶，把所有旧稻草都扔了下去，让王先生搬成一堆，准备重新利用。原来，北方人盖房子都很简陋，不像我们风雨飘摇的农村那么小心翼翼。屋顶很快就亮了起来。我低头一看，老师一脸担忧地走来走去。王先生一间屋子，我另一间屋子，正飞快地把竹篾捆成一排排。 “瓦房固，茅草屋篾。”捆扎好后，竹篾结实，走上屋顶很容易。稻草是刚刚要来的，我把稻草分段铺上，优先铺外屋、床、书架。到了中午，后屋的稻草已经铺到屋顶了。我们爬下来吃饭。屋顶的阳光照耀着托盘和碗。那是一顿令我终生难忘的饭，从来没有这么好吃过。她炖了土豆和猪蹄，还有红彤彤的西红柿，甚至还有芹菜。她主动给我夹了一只碗那么大的猪蹄，又方又厚。我用牙齿咬了一口。我的天哪！我这辈子第一次知道这么好吃的东西，到现在都还记得。老师笑着说：“放心吧，我看你爬上去踢翻屋顶的时候，吓得魂飞魄散，心想什么时候才能修好，还想再叫几个人过来。前面的屋顶怎么办？” “老师放心吧，”我一边说着，一边吃着第六碗米饭。碗里盛满了，下午应该修得更快。我小心翼翼地盖着屋顶。房子漏水是从屋顶漏下来的。傍晚时分，天色已晚。两分钱一壶茉莉花茶，惬意极了。这时，老师正坐在那里，兴致勃勃地聊着：
——你们真是有才。我什么都不会。长大后，村里把我送到顺化读书，说是“一人做官，全家受益”。我只会读书，对竹子和茅草一无所知。这个故事我听一位儒家学者讲过。我的老师和阮太坎先生的老师（阮太坎教授）是好朋友。长辈们互相拜访，我得去奉茶。房子漏水了，长辈们就跑到别处去。房子又漏水了，他们又跑到别处去。漏水又漏，他们到处乱爬。对了，一年到头都漏个不停。为什么不像今天这样，把一个地方堵上，或者花一天时间把它修好呢？儒家学者就是这样的。孔子去讲学，看到路边田里有个农夫，绑着一个非常灵活结实的排水桶。学生们惊叹不已，纷纷称赞他。杜甫写道：“智者，智者也。”看来儒家讨厌实用科学。哈哈哈……
我们半夜步行、半夜骑自行车出发，第二天一早去上学。
副教授、三好学生 Tran Dinh Huou以及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2. 1975年底，我突然接到裴维新教授的一篇关于阮廌的论文题目。一天下午，我正在龙眼树下的石桌上踢足球，谭老师从前排房子三楼阁楼探出脖子喊道：“喂！喂！矮子！快上来！”我放下球拍，摸索着上来。他呵斥道：“把乒乓球弄碎吃掉！看书。明天去国家图书馆。这是你的介绍信，你去专门资料室叫人看。”他摸索着掏出2个越南盾：“这是火车票！街上的人，没票就别干。”我只能颤抖着手收下。当时，我老师的工资最多只有75越南盾，家里很穷。我哥哥和姐姐在河内，每个月能为他省下 5 越南盾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了。
我去图书馆坐坐，火车有时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有时我会请朋友吃糖果，有时我会不买票，或者每段路走十公里。幸运的是，在1965年油印的《哲学通讯》上，刊登了陈廷友先生的《阮厝》一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让我意识到我必须走的路。在那篇文章的开篇，他写道：我们今天对阮厝的了解，仅仅是绿洲，是海平面上升后出现的山峰。与此同时，我们期望研究它的地貌，这非常困难。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学科、同步和客观的方法。
我知道科学工作非常严肃且艰巨，不像写诗或聊天。过去总是经历重重波澜：战争、否认，尤其是偏见。阅读《真实的历史》非常困难。学习老师的讲课和主题时，我努力做笔记、记录，并抓住机会就我不知道的事情提问。老师家仍然太远，我去不了。
1976年，我继续完成关于阮廌（Nguyen Trai）的三年级论文。那时，老师家搬到了罗德（Lo Duc），住在一间约1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我去向老师请教下一步的方向。我的导师仍然是裴维新（Bui Duy Tan）教授。那时，我和胡老师的关系更加亲密，因为我知道他是我高中老师当伦（Dang Luyen）先生的挚友，当伦待我如子。胡老师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突然问道：“魏老师，我问你，你喜欢读哲学吗？你觉得它怎么样？”我如实地回答：“我觉得读哲学就像读小说一样，我什么都懂！”老师哈哈大笑。然后，我伸手到书架前，拿出一本薄薄的手写文件，说：“读读这个吧。我出去买包烟。”
我飞快地读完了。是康拉德《西方与东方》的一章。读完之后，老师刚好回来。他坐下，问我感觉如何。我只是把他写的、他想到的、他所感悟的，以及我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给他看了看……老师略感满意，说道：“原来如此，我的确理解了。说实话，我教书的时候，我就是那样，但我不相信学生听得懂我讲的。啊，原来学生听得懂！你们班上，有多少人读书？”“图书馆每周借给每个学生12本书。很多学生都很感兴趣。”“这挺好的？太好了，疏散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大家读书很少。”老师把文件拿回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像是在掂量它的重量，然后突然递过来：“给你，我有打印的。院系的文件也都有。带回家仔细看看。”
这份意外的礼物，我至今仍珍藏着，经历了战后饥荒，多次搬家、建房、修缮房屋。老师的字迹纤细，写得朴实无华。他汗水的痕迹，在昔日的“七二分”纸上，依然带着咸咸的味道。老师的智慧，在翻译的每一个字里行间，都闪耀着光芒。
1977年全年，在裴维新教授的指导下，我继续研究阮厝（Nguyen Trai），以完成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我更常去胡先生和潘大团先生的家。一个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是历史方面的，两人都是“家乡人”。我还利用机会去了上信（Thuong Tin）、昆山（Con Son）、蓝山（Lam Son）、蓝城（Lam Thanh）、武光（Vu Quang）……有时像真正的乞丐一样乞讨，四处流浪，饥肠辘辘，痛苦不堪。
稿子写完后，除了按陈玉王先生说的，先交给他审阅，修改“不通顺”的地方外，我还把稿子拿到老师家。老师当着我的面认真地读了一遍，说：“奇怪？我到现在都没听人叫阮廌“文化人”。你怎么敢这么写？算了吧！”我回答说：“陈先生也跟我说过，人们叫阮廌先生各种“文化人”，就是不叫“文化人”，再看看……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我便大胆地把意见说了一大堆。最后我说：阮廌也是个农民，一个很有学问的农民，老师。我拿出阮廌的几首诗来评论：“一餐两份工作，人人都想。两粒粮食，三张网，贪婪之人必遭殃。“乡村生活怎么样？然后呢？”田是主，人是客人。“农业经验是什么感觉？老师就坐在那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谁告诉你的？’”（后来我给黄玉贤教授做报告时，发现他们俩很像，都在说‘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真的就是这样’）。幸运的是，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阮廌评为世界文化名人。
答辩的时候，老师表扬了我敢于捍卫自己观点的态度。
学生祝贺副教授、三好学生 Tran Dinh Huou（左四）
3. 1978年，我留在学校从事研究和教学，但研究方向不再是中世纪文学，而是民间文学。我再次去找老师征求意见。他给了我非常明确的建议：
- 首先，你应该研究泰族。研究占族太费劲，研究高棉族又太远，芒族、土族做得很好，你不应该跟黑猩猩开玩笑。泰族非常重要，京族人口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二，他们的地盘是东南亚的战略要地，过去从缅甸一直延伸到台湾。京族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族源。这可不是开玩笑，世事变幻，有很多事情，我的朋友。我再说一遍，非常具有战略意义。我会把你介绍给邓严文，他在中央民族学校教书，所以他有很多信息。
第二，不要学着去实践。我的写作方式是积累、体验，然后升华。我不是那种会做文件，或者像黄宣汉先生教的那样做“会计”的人。如果你照着我的风格，哪里来的经验，很容易陷入臆测。在我们国家，这叫“实事求是”。学着詹先生的风格，他非常细心，衡量具体，清晰到每一个细节。花时间审阅文件，审阅之后，你就能写出一篇文章，认真审阅文件才能让人信服。这就是你要教的。少讨论，不成熟的讨论是一把双刃剑。
我没能听懂泰语，因为在山里实地考察了几次之后，我实在无法忍受饥渴。战后的贫困束缚着人们，他们甚至没有衣服穿。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但只听懂了他所说的一半。
1980年，他听说我打算回老家结婚，就把我叫了出来。这次，他像一位父亲一样对我提出建议：“我听过这个故事，我说的两句话确实不对，不允许。”
首先，你打算嫁人来照顾你年迈的父母，对吧？这太不人道了。女人不是任你摆布的奴隶，她们已经很痛苦了。嫁人来“工作赡养老妈”太自私了，只会让她们更痛苦。你一年回家几次，她们一个人睡多久？你没勇气提起这件事。
第二，我们这一代人被环境割裂了。我们受过太多教育，什么事都做不好。别重蹈覆辙。安定下来才是事业成功的唯一途径。你们得找个外地人结婚，有吃有住，互相帮助。这样你们就不会很快老去。
我静静地坐着，心想，幸好这只是个意念。他告诉我的时候，已经53岁了。“你不会老太久的。”今年我60岁了。老师，我写的东西，再也没有机会给你看了。在这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我有时感觉自己像个孤儿。我好想你。
河内 2015 年 1 月 29 日。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阮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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