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博士的老师

阮孟祥教授 (1909-1997)

我无缘成为学生，也从未见过阮孟祥教授，但自从我正式成为外国文学系的一员（我记得大约在1976年9月，当时俄、中、西三个文学团体仍在一个系里合作），他的名字和轶事一直是我最吸引人、最深刻的回忆之一。我对这位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后来者”的印象，或许首先在于他非凡的才华：阮孟祥23岁时就已获得两个法国博士学位（是国家博士学位，即docteur d'État，而非如今许多人都能获得的新型博士学位，即docteur nouveau）；他的成就如此“辉煌”，甚至连当时的法国人都感到惊讶。当时著名的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评论家克莱门特·沃泰尔（Clement Vautel）在一份法国报纸上就以下问题发出了一些“警告”：现象阮孟祥表示：“法国人要小心了：如果越南人都能这样学习，而且学得很好，他们回国后还能坐稳吗？？”。对很多人来说，阮孟祥先生的第二印象无疑是“傲慢”，但对我来说，是自信、勇气、自知之明，正如一位17世纪法国哲学家所言，“我思故我在”。文学大学校友陈青潭教授如此评价他的老师——阮孟祥教授：“他在清化省绍化教书的时候，有时会说：“我真是个怪胎。你们觉得我是怪胎吗？”学生们一脸茫然，老师说：“谁像我这样，23岁就拿了两个博士学位？”老师得意洋洋地说，学生们说：“他真是天真烂漫，却又如此傲慢。””的确如此，阮孟祥教授以及河内文学院其他许多著名教授的事迹，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引以为豪，并引以为傲。即便科学发展如同“宇宙飞船”般飞速前进，我相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很难再找到像他这样才华横溢、令人敬佩的科学家团队。阮孟祥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阮孟祥于1909年9月16日出生于河内市杭道街的一个公务员家庭。实际上，他的家乡在慈廉郡古如村。简单来说，我们可以了解他的生平：他幼年就读于保尔·伯特学校，后继续就读于阿尔伯特·萨拉尔学校，2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并因此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1927年至1933年，阮孟祥凭借其聪慧的才智，实现了奇迹般的进步：他先后获得了法学和文学学士学位，并在这两个领域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当然，阮孟祥的“奇迹般的进步”除了天赋异禀之外，也离不开他辛勤的努力。他说：“从六年级直到毕业，我养成了每周阅读两本西方小说的习惯[…]；尤其是因为努力：在漫长的五年里，我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学习、写作直到早上八点才去上课，下午我学习到深夜。”。1932年5月，他返回越南，随后又返回法国，游历并留学欧洲多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埃及、土耳其、希腊）。1936年，他正式回国并从事多项工作：文学大学成立后（1945年），他被指派教授西方文学；1946年，他被胡志明主席任命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大叻筹备会议。同年，在海防参加审判时，全国抗战爆发，他立即加入抗战：前往越北抗区，进入第三、第四过渡区，担任军事法院、刑事法院的律师以及当时在清化和义安的预科大学董事会成员。然而，阮孟祥教授的不幸或许与当时国家抗战的形势有关。尽管困难重重，但对于像他这样受过良好训练的知识分子来说，能做出贡献的工作实在微不足道。此外，他当时在大学任职的时间很短，只有大约三年，从1954年到1957年，担任法律系主任和教育系副主任。1957年10月左右，由于一次职业“事故”，他永久离开了大学讲台。直到1994年，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中断”之后，阮孟祥才有机会重返他熟悉的专业领域：参与编辑和出版一系列文学和教育领域的文献。三部著作16、17 和 18 世纪的欧洲教育理论，从埃拉斯谟到卢梭（教育出版社，1994）,埃斯库罗斯和古希腊悲剧（教育出版社，1994年）维吉尔与拉丁史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可视为其代表作。更全面地讲，阮孟祥的职业生涯涵盖了18部著作，涵盖文学、法律和教育领域，包括越南语和法语的翻译、研究和创作。大多数法语著作即使在法国也未曾印刷。据我所知，在这些未印刷的书籍中，还有一套油印的讲座系列。西方文艺复兴文化与文学（现藏于文学系文献室）。可惜的是，至今仍仅存于内部流通。对于像我这样的“后辈”，要从这样一份多少有些“断章取义”的传记和职业生涯，以及对他尚不完全一致的评价中，重建一幅完整而准确的阮孟祥教授的肖像，实属不易。然而，我愿意大胆地勾勒出上述阮孟祥教授残缺的肖像画。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肖像画中的不足之处能够得到充分的弥补。

阮孟祥教授年轻时，23岁时获得文学和法学两个博士学位。

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阮孟祥这位“双博士教授”的形象？首先，我想强调的是，无论外界对他的评价如何不同，人类他为人真诚、正直、热情。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公民，阮孟祥也始终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布达雷尔在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中肯定道：“尽管他钦佩巴黎和法国（很难再多），但在关键时刻，阮孟祥在内心深处仍然是越南人。他似乎认为自己只忠于在巴黎铸就的理想：独立、自由、人权和公民权。1945年，他与全国所有精英一起追随胡志明政府。”

关于他的科学生涯，遗憾的是，由于战争，阮孟祥回国后，他的科研生涯屡屡中断，他的大部分法语著作和作品未能出版；我们当代越南人和后代越南人所能接触到的，只有1994年至1996年左右在越南出版的四本越南语著作，这不足以全面评价阮孟祥教授对国家科学的贡献。此外，这位拥有双博士学位的教授的“知识宝库”过于“分散”，涉猎领域过于广泛：文学与法律、哲学与教育、研究与写作、编纂与翻译……因此，很难在任何领域达到深度和广度的水平。我认为，对他的评价，无论是将他抬高到“超自然”还是“完全否定”的程度，都难以令人信服。诚然，在越南大学成果匮乏、经验不足的20世纪40年代，像阮孟祥这样一位训练有素的人才未能“充分发挥”实在令人遗憾。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这种“遗憾”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错。而历史有时自有其“道理”。在此，我们不应过多地、“深入地”争论“是非”。我们只能肯定一件事：在普通文学大学建校70周年之际，拥有双博士学位的阮孟祥教授，以及曾经为学校声誉做出贡献的一代又一代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仍然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代又一代普通文学师生的骄傲。